“位高而忧”是警醒

　　据《大唐新语》记载，岑文本被提拔为中书令后，回到家里闷闷不乐、面露忧色。他的母亲感到奇怪并问他原因，岑文本回答：自己没有功勋，也并非老资历，获得太大的荣誉，职位高责任重，这是古人所戒的，所以感到忧虑。有来向他庆贺的，他就说明只接受安慰，不接受祝贺。岑文本升迁后不喜反忧，表明了其对地位与能力、权力与责任之间关系的清醒认知。

　　清朝名臣曾国藩34岁时，从一名会试考官升为从四品的侍讲学士。曾国藩不但不高兴，反而战战兢兢。他在给弟弟家书中写道：“这次晋升，实在出乎我意料。我日夜诚惶诚恐，自我反省，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。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，一定匡正我的过失，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。”面对升迁，曾国藩能够正确认知自己，时刻保持警醒，常存敬畏之心，这正是他能成为三朝元老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岑文本、曾国藩在升迁之时不喜反忧，是一种为官从政的大智慧。他们心中之“忧”，是一种自我警醒和自我砥砺，放在当下仍有借鉴意义。正如古训所言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对领导干部来说，职务的晋升并不意味着党性、觉悟、素养和能力会自然而然地随之提升。踏上新岗位，领导干部应常存忧患之心，从过去的功劳簿中跳出来，既要正确认识自己，摆正位置，也要清醒认识更高的职务、更大的权力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、更高的要求，自觉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，练好应对新挑战的“内功”。

　　回望共和国的历史，老一辈革命家不因升迁而忘乎所以，理性看待自己过去的功劳，居高位却不忘本的例子，有很多。陈云同志曾经指出，一个人为党做好工作，这是应该的，有了成绩，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，第二是党的领导，第三才轮到个人。他说，我们是党员，在党的领导下，适合老百姓的要求，做了一点事，如此而已，一点不能骄傲。许光达同志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时，深感不安，主动提出“降衔申请”，声称对中国革命的贡献“微不足道”。

　　反观现实中，也有极少数领导干部升职加薪则喜不自胜，位高权重则任性妄为。有的升迁后，顿觉高人一等，高高在上，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;有的位高脾气长、官升胆子大，“官老爷”味十足;有的将功劳全归于自己，忘记了手中权力来自于人民，成绩和荣誉也应属于人民，陷入“无知的自负”……

　　这类喜而不忧者，沉迷于升迁的喜悦中，失去了冷静清醒的态度，忘记了自身职责和岗位要求，不担当、不作为甚至乱作为，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、出纰漏，甚至陷入贪腐的泥淖。君不见，近年来落马官员中，不少正是因为不能正确对待升迁的顺境，没有“位高而忧”的警醒，沉浸在“自我感觉良好”的状态中无法自拔，直到走上歧路、身陷囹圄，才追悔莫及。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一直拼命追求职务升迁，缺乏忧患意识，妄自尊大，骄矜自满，导致思想改造停滞甚至退化，从而一步步滑向贪腐深渊;“五假干部”卢恩光把党纪国法置于一边，一路拉关系买官和谋取荣誉，从私营企业主摇身变为副部级领导，享受了高位带来的光荣，最终逃不过爬得高、跌得惨的结局。

　　古人云：“夫任重者，其忧不可以不深;位高者，其责不可以不厚。”面对职位升迁，领导干部要保持“蝼蚁之穴、溃堤千里”的忧患意识，心存“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”的敬畏之心，在“忧”中奋发，在“忧”中慎独，并将心中之“忧”转化为行动之“力”。如此，方能站得稳脚跟、扛得起责任，才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与培养。(余足云)